一次在和曹骑士（曹筠武老师）、嘉欣吃面的时候，聊起了各自的大学。嘉欣说去过武汉大学，那天看到的都是垃圾。我很不服气地反驳道她一定是走错了，或者至少是看错。几番争论下来，双方貌似也都没什么办法说服对方。最后都被曹骑士嘲笑说：“真的还是小孩子，都说自己学校好”。其实说自己学校好的不光是小孩子，这样的小孩子长大了也还是要说自己学校好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成长，这生活过的一草一木便是最亲切的。

当时我就想说，现在不允许别人说自己学校坏话的人，将来走出去理所当然也会说南周是个好地方。成长身体的地方是哺育之所，塑造灵魂的地方则是神圣之地。

南方周末是我心目中的圣地。并不是因为她有多么强大的力量，恰恰相反，她经常背离我们的期许——很无力，就像《生于1984》里说的，有时候只是证明着“我们相互关注着，我们没有被抛弃”，而却难以改变任何东西。但越是无力，这状态便弥足珍贵。我们时常哀其不幸，恨不得她真的有通天的能量，可以说出自己所有想说的话；我们有时也怒其不争，对于追求理想的人们，眼下的情况，似乎总不那么理想。追求理想的人就是这样，背起行囊走在路上便是他们的全部生活，能够达到的应许之地或许就不成其为应许之地，因为停下了脚步，理想便随之而终。海鹏老师说，我们不能永远年轻热泪盈眶，但永远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富士康的一个月，带给我如此之多的成长，我从未想到，我的文章可以让老师夜不能寐，几欲泪流。那些转变与思考之前已有提及，在此不再赘述。之前我会写擦鞋稿，会写学生稿，也会写自己文青式的小怨念，而一旦想到要为这张报纸工作，并把它们印成铅字，所有的沉积便都来自编辑部里那一份份或油墨香未散或泛黄的纸张里。从01年的南周一直读到当下，她的启示很简单，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并不放弃对一个美好世界的希望，以达致“他日有人要来知道中国的历史，定要来翻检我们的报纸”。有时候坚持这些令人极为痛苦，可是一个曾在南周实习的师姐告诉我说，除了真诚和善良，她不知道还可以怎样走下去。

富士康之后的一次评报会上，老实说我完全懵在了大家的掌声中，就像一个凡人闯入了奥林匹斯山，言不能自已。坐在编辑部里，除了能经常吃到罚款买来的零食之外，还能听到诸神之激烈争辩，作为一个凡人，诚荣幸之至。

广州大道中289号，在这栋老旧的高楼里几乎可以看到当今中国传媒的所有形态：市场化前沿的党报，全国性扩张的都市报，高端化经营的周刊，信奉专业主义的财经杂志……还有一份周报，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南方周末。从“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到“在这里，读懂中国”，在这个连章鱼保罗也无法准确预知的全世界最复杂的媒体环境中，她有所坚持。她的楼顶上有一个不算很奢华的红色灯箱，但是每到黑暗降临时，它格外明亮。

亨利·鲁斯的教堂在近70年间栉风沐雨，传到中国，显然已变了模样。可毋庸置疑的是那仍是一所教堂，守卫她的人们拾起哪怕一瓦一砾，构建他们心中的图景。

南周所告诉我的是，大教堂，她塌不了。谢谢，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许多人仅仅缺少一个坚持的理由。

灞桥折柳，终有一别。后会有期。

回望“富士康”：一个“卧底”的“自白书”

此前各媒体已经披露了不少关于富士康扑朔迷离的“内幕”，但连续自杀这个极端的死亡方式仍旧在逻辑与情感上都让人难以接受。于是编辑部决定派遣记者，以打工者的身份亲历富士康，还原真相。出于年龄上的考量，我有幸成为了最终人选。

去往富士康之前，我从未想过 “潜伏”、“富士康”这两个关键词会成为我的准记者生涯里的第一次巨大挑战，可能面对的一切或许都是未知的。然而未知，却成了让我前行的最大动力。这次特殊的调查，从4月10日晚踏上前往深圳的列车开始。

从偏见到细节

进入之前，我与几个在厂内工作了很长时间的老乡取得了联系。他们的回答让我有些诧异，之前媒体上很多的所谓“黑幕”，他们确有听说，但是涉及层面似乎并不那么广。例如保安打人，门禁严格，稽查苛刻，他们甚至都有自己的一套“化解方法”，就像是在学校里逃避老师的管理一样，学生们总能各显神通。那么这样一个厂区，何以自杀频发？所以进入前，我最大的担忧并不在于会面临多少未知的危险，而是如果厂区里一切正常，根本发现不了什么问题，即便有问题，也只局限在一个很轻的程度与很小的范围内，难以由此为因，导出自杀之果，那么这篇调查要何以为继。但是与两位老师的讨论让我暂时搁置了这种疑虑，因为这种极端结果的接连发生，由结果来看，是不可能没有原因的，背后必然有某种制度或文化上的原因。我的想象或许还是过于单纯了，进去之后只需完整客观地反映全部细节即可。

经过7个多小时的排队，一整天的体检，岗前的教育、分发，我随那一批的3500多人一道，最终顺利进入富士康开始工作。前三天的工作甚至让我觉得太过轻松：没有什么活干，新人不让加班，工友彼此之间也还不太熟悉，采访任务也不急于开始。这样节奏的生活，与调查自杀两件事，仿佛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我进入之前最担心的事已然发生了。此时我的“日记”便带上了明显的“有色眼镜”，试图把每种现象每个细节下一个结论，试图把员工们的生活状态往压力过大、没有自由、管理制度有问题等等方向上靠，那段时间甚至只要从员工嘴里说出“压力”两个字，都能让我变得无比兴奋，我会立即记录下来。我总觉得在一步一步接近答案。但事实上，真相这个时候却在远离。

第一次以“卧底”记者身份与杨继斌老师碰头是正式工作的第一个周末。一个酒店十几层上的咖啡厅，大致说了说工厂里的基本情况，然后望着高楼大厦胡发了一通感慨，很兴奋于自己又暂时回到了真实的身份。关于选题，当时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杨老师问到“你觉得这个题是语文题还是数学题”，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语文题”，也许是因为我还并没有做“揭黑”之类调查的经验，也许是因为对于环境的一种直觉，我总觉得这一周我看到的东西，即便是戴着“有色眼镜”往那几个能逼死人的方向上靠，也显得牵强无力。但杨老师提示我这应该是“数学题”，一环一环的故事与细节最终要导出自杀的结果，报道才能成形。如果不能建立这样的逻辑关系，那么这篇调查就是失败的。当然，一切还在进行中，选题的变化还要看进一步的材料积累，“你也别抱太大希望”。我的作用只是忠实地做好一台摄像机，与一台文字输出机，“有色眼镜”必须摘下。

既是一台摄像机，那就不必想太多啦，取景器里是什么景色，带子上写入什么内容，关你这机器什么事呢？恩，这样反倒也轻松自然，每日保持“电力”就好。

这之后的文字已经发生了完全的改观。每晚发回的文字已经客观真实，我动用身体上的一切感觉器官，我只求细致与鲜活，而更少或者根本不去考虑调查的结论。工友们开心、幽默、青春、时尚，我也都一一记录下，甚至有时候篇幅比他们的焦虑、无奈更长。这样的记录让我很安心，因为我只需与看到的真相、感受到的情绪站在一边。

潜伏：隐匿还是出众？

为了不在打工者中过分突出，我特地挑选了平日里最不常穿的几件衣服，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个刚从学校出来的打工仔。在小商店里购置日用品时，几乎全部选的是最廉价的商品。嘴上说的话也一概去掉“对不起”、“请问”、“谢谢”等，唯恐太文质彬彬而受欺负，或是显得与众不同。事实证明，这些“隐匿”的方式让我的生活看上去与他们全无二致，说话的方式改变也让我不自觉地融入了他们的谈话之中。气场相合，方能聊出更多的信息来。这也成了后来得到不少故事的“语言基础”。

但是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采访大学生时，我要化装成正在进行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与他们平等地交谈；与线长组长交谈时，不光要想出让他们注意到你的“噱头”（事实证明，只有我说不想干了，他们最会和我谈），还需要拿出更多一点的见识来，去与他们探讨这个大工厂里基层干部的升迁与前途。当我号称自己“要离职”而与线长“谈心”的时候，他本来是想要留我的，但我完全不关心“我自己”的前途，却只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巨大的工厂：人多，机会少，基层干部压力大，带的人流动性太强，出不了成绩，就爬不上去——这都是我这些天观察的结论。他仿佛换了个人，不像和别的有离职意向的员工交谈时那种家长式的“教诲”，而是真正谈起了他自己的故事。他说起自己的学习经历，在富士康等一些类似厂里的工作经历，现在作线长压力大了，但级别没动，工资一点也没涨。最后，连他自己也说“没办法，富士康就是这样的”，“要是情况还没有起色，也许我也就干到今年年底了”。坚持隐匿，但有需要时也不必害怕“出众”，极大地延展了我的“潜伏”体验。我甚至逮住一次占理的机会，直接与另一线的线长发生了争执，去看最终会怎样解决。

成功地变换2－3个身份，去与受访者平等地交谈，才是获得故事最好的途径。当然，“卧底”期间，兼有的身份越多越危险，所以这种变换最好在后期完成，以防有变。

新闻伦理的考量

报道中有关新闻伦理的考量分为两个方面：受访者与采访者。

对于受访者的名字使用，我们之前的想法是，只要不涉及工人们的负面信息或者隐私，用真名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做也是出于报道的真实性的考虑。但是报道出来之后，有个别员工不愿意自己的真名出现在报纸上，有关自己的细节被误读，现在他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情绪也十分激动。这是我们所未想到的。

尽管未涉及负面、虚构或隐私情节，且新闻事件的公共价值也很大，但每个人的情感与认知都不一样，不应该用统一的标准去苛求。在面对预计不到的后果时，个人更信奉“最小伤害原则”。在未经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还是使用化名进行写作更为稳妥。如果要增强其真实性，可以在联络到受访者本人，征得同意之后使用真名。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期报纸中就注明了“所用名字为化名”这一点，力求弥补。由是看来，“有不说的真话，但决不说假话”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因为真话与假话一样，可能伤害无辜的人。

进入富士康之前，我与傅剑锋老师、杨继斌老师仔细分析过作为“卧底”的我可能出现的风险：其一，被发现真实身份，结果无外乎是开除，问题不大；其二，可能被分配到危险的岗位，此时我所做的就是必须要想办法调离，或者，放弃这个岗位，再出来排一次队。最终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但为求稳妥，如果在出发前能够有一个成文的风险应对策划，则更为完备，其中可以包括对各种可能的危险的判断、应对，乃至结束后的心理疏导。

于现在的我而言，我倒希望尽快地揭掉身上的“富士康”这个标签，它只是我的作品，而我并非它的附庸。一个好记者必须不断地靠好作品来说话，而不是成为新闻的一部分。但要去掉这个标签只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停止努力，直到被大家忘掉，这个很简单；其二是马不停蹄地再次踏上某辆通往某地的“列车”，走去通往新闻的路上，这个难度更大、更未知。但我由衷希望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