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的价值无法用任何评论的词语来形容，‘伟大’这个词在本书面前也显得渺小。”德国《柏林日报》如是评价余华《活着》一书。
一口气看完此书，亦给我很多的震撼，久久不能平静。然而，此书于我，没有一个生字词，甚至没有多么好的句子与段落。为什么它如此“伟大”，给人强烈震撼呢？
我想，有两点成就了此书的伟大——写什么和怎么写。
这似乎也是每个写作者都会面对的问题。
小说讲述了福贵近五十年的生活故事。从中国的内战，到“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都影响改变着福贵的生活，而福贵生活本身，也是对这几十年历史的生动显现。
同时，“作品附带的描写中有对中国革命社会、意识蒙蔽和政治宣传的批评。”德国《基尔新闻》评。“小说的主旨是超越政治的生活意志的胜利。”德国《音乐》杂志评。
中国近代几十年的变革对百姓的影响，作者的思考与批判，都生动地融入福贵的故事中，融入这十万字左右的小说中。
有历史的深度，和内容的厚度，并通过小说的形式生动可感地显现出来。难怪此作在国外获得了如此多的殊荣，也成就了它自身的伟大。
选好了写什么，怎么写也非常重要。
昨天，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一幅图画，震撼了我。那幅摄影图的名字是——把落日拍进蒲公英里。
夕阳西下，摄影者另辟蹊径，从一颗蒲公英的背面去拍摄，整个落日恰如其分的隐藏在蒲公英里。蒲公英因为落日的衬托，通体染成温暖的金黄色。你看不到夕阳，却能从通体金黄的蒲公英里想象落日的美丽。
当真是，踏花归来马蹄香。虽无香气，却能从被蝴蝶萦绕的马蹄中，想见那是一片怎样遍地飘香的花地。
可见，同样的素材，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表达出的效果如此迥异。
对于《活着》，在序中余杰也提到了此书的写法。
他深怕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会先入为主地影响自己对主人公的看法，从而影响到读者。所以，余杰选择了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叙述。正如他在序中写地：“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眼中就会是一个苦难的幸运者。”
而作家不仅仅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福贵的故事，通过他自己对小说中一位“收集民间歌谣”的“游手好闲”者的讲述展开。无论作家以歌谣搜集者，或福贵本身来叙述，都是第一人称，但是福贵之于歌谣搜集者，就变成了第三人称。
这种叙述方式的转变，通过人物来叙述人物，更加真实生动地凸显人物的性情，也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使作家更好地，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福贵进行描述和解读。
当然，这种叙述方式也是余杰通过实践摸索出来的。“最初的时候我是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作福贵的一生，可是困难重重，我的写作难以为继；有一天我突然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让福贵出来讲述自己的生活，于是奇迹出现了，同样的构思，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作时无法前进，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作后竟然没有任何阻挡，我十分顺利地写完了《复活》。”
看来，就像拍摄落日和蒲公英一样，需要多个角度，多种尝试后，才能选出一种最合适的写作方式。
有了好的写作内容，怎样去写，去组织素材，一样非常重要。我想，只要做到了这样两点，作品无疑是非常成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