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呼兰河传》,脑中萦绕的是萧红作为一位女性,在创作中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审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呼兰河”就是萧红途经的所有地方，有萧红生活过的全部岁月。
“呼兰河”就是萧红灵魂的肉身：她的起源与归宿。作品通过对自己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人民的束缚和戕害，表达了她对家乡人民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同时，对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对萧红来说，“呼兰河”显然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空间形式，它同时是一条绵延的具有贯穿性的线（河）和一个固定的点（城）；事实上，它象征性地暗示了萧红生命的两重性：对流浪与安居有着同样强烈的渴望，这样，萧红的“呼兰河”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得以凸现。一方面，“呼兰河”在某种空间——东北小城，和时间 ——萧红十六岁以前的岁月上静止着，作为一种有效的参照物和目击者，见证着萧红的“在”与“不在”；另一方面，它又流动不息，穿越众多认识纷纭和离合聚散，与萧红一起经历一次又一次出走，体验生命的创痛和无奈。始终在她心里，大门外的流浪者，在没有回忆的空虚的景色中，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一瓮家乡的土，很久以来收拢来的能摸得着的土。
值得一提的是，“呼兰河”在萧红那里极具私人性和独特性，它更多地属于萧红的个人体验：她的想象、记忆、梦幻和文字——属于萧红的心灵空间和私人地图。在香港，“呼兰河”以话语的形式公开而完整地浮现，这使萧红在世的最后一个空间香港和最初的空间呼兰河有某种程度的混淆。换句话说，文字、记忆和幻想吞噬了萧红的现实生活，香港作为一个现实空间，开始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和缝隙。这种空间的相互重叠和彼此渗透缘于一种相似的寂寞。
萧红有一个寂寞的童年，“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寂寞从此像烙印一样深深留在她心灵上，即使许多年过去了，即使她从最北端走到了最南端。她仍然是寂寞的：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在医院里她自然更加寂寞了。”这种寂寞对她是可怕的，也是最大的威胁，皖南事变以后的香港文坛，其实是热闹、空前活跃的，而萧红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这是个“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天地”，一个“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一个小女孩的寂寞心境，被遗忘、被忽略、被批评，甚至被误解。
萧红唯一可以把握的，可以和她呼应的，只有自己的童年记忆了，以寂寞的心境，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这可以解释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几乎竭尽全力地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童年细节，像要抓住些什么，把自己从虚无中解救出来。
作为一名女性，她是孤独和寂寞的。青年时逃婚离家，与萧军相恋、结婚、离异，孩子夭折，受病痛的折磨与病中无人照顾，直至孤寂的死去，年仅31岁。她的人生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人生的遭遇、心灵的创伤和文学天赋，成就了萧红的文学创作。她以女性视角对生命进行了独特的观察和叙述，使凄迷哀婉的氛围贯穿作品。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这种感受和体验在萧红的另一部代表作《生死场》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相同的寂寞，使萧红的过去和此刻，远方和此地相互渗透，这种渗透中包含了吸引与排斥、拥抱与抵制、清晰与模糊、凸现与隐匿等诸种可能性。 在《呼兰河传》里，萧红充分显示了一个出走的灵魂，对肉身的暧昧情绪：她所渴望的，也是她深深恐惧的；她想靠近的，也是她曾经拒斥的；她已放弃的，其实一直深深纠缠；她勇往直前，却只为了落叶归根。
她离开时，没想到要回来。她回来时，却是永远离开。
“呼兰河”成了萧红拥有无法统一、永远矛盾着的女性空间的象征。她或者留在这个固定空间里，享受稳定、可靠、安全、温暖，同时忍受沉闷、单调、压抑、封闭，甚至窒息；或者像水一样四处漂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流浪，同时也要面对孤独、受伤、各种陷阱、无法识别的危险以及风风雨雨。这种尖锐冲突着的空间意识是一种截然对立、不能调和的空间，但萧红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犹豫反复，她的生命力也被慢慢地侵蚀，损耗殆尽。既“极端渴望能自持自立”，又 “极端需要依靠他人，特别是男人”的萧红，终其一生都没有解决内心的矛盾。
《呼兰河传》，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部作品的完成，标志着萧红文学创作已进入成熟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