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萧红女士的笔下，那是一个既僻远又热闹的小城。（开篇便用“那”，前面没有交代，指代不明，可以改为“呼兰河城”）
城里有淳朴的民众，多彩的民俗，童年的乐园，但就我看来，最最令人慨叹的是那种触目惊心的麻木，以及随之而来的阅读时的沉重思考。
文中有许多“有趣的情景”，如“养猪的那家租住的碾磨房，房顶的草上长着青苔。一到下雨，那房子里的人就提着筐子上房采蘑菇，采蘑菇的骄傲得不得了，而全院子的人则没有不羡慕的，都恨自己为什么不住那草房里。于是感叹啼嘘，相叹不已。房上采蘑菇的故意选几个大的抛下来，借以炫耀，哪知道忘记了房顶已经露了洞，一不小心就把脚掉下去了，把脚往外一拔，脚上的鞋子不见了，鞋子就从房顶落到翻开的滚水里，滚着翻 着……”但读者绝不会因为这情景的有趣而欢笑，即使有笑也是沉重的，凄凉的，含着眼泪的。既同情他们的不幸，又原谅他们的麻木。
我印象最深的是惨死的小团圆媳妇儿。胡家养了个小童养媳——小团圆媳妇。她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成天乐呵呵的，可胡家想给她个下马威，总是无端打她，左邻右舍也支持胡家的行为，都说应该打。胡家就越打越凶，时间也越打越长，小团圆媳妇被折磨得生了病。老胡家听了跳大神的人的话，决定给小团圆媳妇用开水洗澡。洗澡时，很多人来看热闹，只见她被滚烫的水烫了三次，几天后终于死去了。萧红女士以深藏同情又略带嘲谑的笔调述说了一个健康、活泼又纯真的少女被无情而腐朽的礼教摧残致死的悲剧故事。小团圆媳妇不过是没有其他女人那种低眉顺眼、委琐卑贱的奴相，然而就是这种与众不同，令她成了街坊邻居、婆婆大婶眼中的“异类”。生活在呼兰河边这个封闭空间里的人群，他们不允许差别与个性，看不惯激情与生机，因此一致认定小团圆媳妇“太大方了”，“一点也不知道羞”，而且“坐到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的风快，”“一点也不像团圆媳妇”。故而当小团圆媳妇遭到婆婆的毒打时，人们同声称赞“早就该打”；当小团圆媳妇要被“洗澡”时，左邻右舍、大妈大婶便蜂拥而至，一齐撕光小团圆媳妇的衣服，将滚烫的热水浇到她的头上，全然不顾这个只有十二岁的女孩的死活。“到后来她连动也不动，哭也不哭，笑也不笑”；“当晚被热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那连哭带叫的小团圆媳妇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她也并未曾哭过叫过”；“还没到二月，那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媳妇挨了打，就会害怕、躲避、尖叫，但这些在呼兰河人的眼里却是不能被理解的。相反，因为媳妇的病重，婆婆强忍了自己打人的念头，这却是令人同情的。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这一切发生的如此自然，如此顺利成章，如此符合常理：婆婆调教媳妇天经地义，这是传统，这是常礼；被婆婆他们打了，打疼了，打伤了，打怕了就哭，就叫，就躲避，甚至叫着“我要回家”，这是不懂礼数，是中了邪；为“生病”的媳妇请仙人诊治，跳大神这是习俗，更是亲情；一家有难，众乡邻岂能袖手旁观？这是邻里乡情。悲哉，痛哉！人的生命的被蔑视、被践踏、被戕害，被这群并不怀恶意的人们！
小团圆媳妇受虐致死的悲剧命运固然令我们无比痛心，但更使我们不寒而栗的是，残害小团圆媳妇灵肉的杀手却是一群与她有着同样悲苦命运的女人。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自相残杀”的女性悲剧呢？是由于婆婆及左邻右舍的罪恶本性吗？显然不是的。她们虽然偶尔凶蛮，但本质却还是善良的。她们的打人、杀人全部本着一种“善良”的愿望。
究竟是什么让这群原本纯朴、善良的女人一听说“还有两次要洗的”就“……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呼兰河畔的这个群落真如一潭死水，没有任何波澜，没有任何色彩，只有延续千年的封建传统、民风、习俗，这传统如枷锁一样束缚着人们的梦想和情感，毒害并异化着女性的精神。她们丧失着母性甚至人性，一方面安于男性的压制与摧残，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起男权社会的卫道奴仆，对一切“异端”采取本能地排斥，蒙昧地扑灭所有差别与不驯。因此，当小团圆媳妇健康、活泼的人性展露出些微张扬时，她们便不惜一切地对其压制直至窒息，直至一个鲜活的生命憔悴地凋逝。
在萧红眼中，女性最大的悲哀不是因为她们经历坎坷不幸，而是她们对这种不幸的屈从和认可。
当然，在整部作品中，远不止这种女性的麻木，《呼河兰传》呈现的是整个城的麻木，这是作者对国民性的一种思考，对人性的一种剖析。
所以，人们，杜绝麻木吧！我们必须懂得生命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让一切打着任何“善良”、“关爱”幌子的戕害都永无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