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兰传》是作者对自己早年生活夹叙夹议的一部回忆性的小说，触及了比较广泛的社会问题层面：有关于私有制下国民性格的劣根性的揭露、有在卑微琐碎的生活里对生命的漠视，也把目光投向贫苦人民的生活的苦难，揭露社会贫富差距的悬殊，底层民众生活的挣扎，同时又对民风中陋习成分进行犀利地揭露和批判，为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而愤怒不平，以村人麻木不忍的生活态度贯穿始终，以一个又一个荒诞的故事来一点一点抖出国民性格中的愚昧和阴暗面。以一个有心改变无力回天的清醒人的克制的悲愤的口吻来进行全文的叙述，批判的力度已力透纸背，所有的问题也活生生地暴露在早已习以为常的群众的眼下，但随着时代的远去，对国民性中所有弱点的声讨声的逐渐销声匿迹，人们似乎又再以自己本能的逃避来回避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包括自己身上的劣根性的依然存在，但经历过鲁迅等五四文学洗礼过的中国毕竟不是五四前的中国，所有在历史的进程中压抑埋没的元素，也无法回避地遗传到了每个人的脑中。　　文章一开始，情节的矛盾就先在大泥坑上展开了，大泥坑在东二道街上，每当下雨周围的人家就要吃吃它的苦头，泥跟着水冲到他们家里去，更糟糕的还是雨水过后滋生的蚊虫，飞到附近的人家去，而且农村的许多传染性的疾病也往往是借此产生。这些还但这并不是直接进入到村民眼里的事。但“这泥坑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坑里边”总是现实的了，经过它而翻到的车子，死里逃生的马，涨水时截断行人的路使行人必须要冒着极大的危险过去，甚至于卖豆芽的王寡妇在泥坑里淹死了自己的独子使她发了疯，这一切都不能够引起人们填掉它的决心。“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结果只有一个（语意未完，可以补充——“让它照旧横行霸道”）。但形成它的原因却是综合的，第一点就是私有制社会下，人们缺乏公共的责任意识，受小农经济上形成的思想的束缚，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大泥坑归根到底是公众的没有必要自己费心去思考它，更有甚者是出于宁愿自己也可能吃亏也不肯做一丁利人的事的想法。但那是在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却并没有对谁突出影响的情况下成立的。但事实是因为大泥坑失去了儿子的王寡妇虽然疯了，“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她仍还是静静地活着。”作者有意举出这一例来就是要说明这之间还有其他的原因，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压制下得底层民众早已习惯了逆来顺受，对生活苦难的麻木，对于极端的个例来说可能还不知道反抗为何物，他们知道自己受着苦，但不知道为什么受着苦，能不能靠自己去改变，但事实是他们更相信命，更相信自己本身就是要受苦的，受封建各种泯灭人性的思想禁锢的，处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没有对自己命运的支配权力，因而也失去了主人翁意识。这在后来人们面对那涨了水的大泥坑的看法有相似点，有些胆小的人虽然过了那个险路了，“但是心里边无由地生起来一种感伤的情绪，心里颤抖抖的，好像被这大泥坑感动了似的，总要回过头来望一望，打量一会，似乎有些话说”。　　大泥坑就像人们生活中的挫折和绊脚石，人们盲目地挣扎着过来了，为自己坚忍着冒着险以求生活而感动了，这就是农民性格中纯朴而又偏向愚昧的一点。当他们麦地里颗粒无收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时大部分总会以为是自己还没有足够地努力，他们认为只要自己能吃苦，能辛勤地劳作就能过上满意的生活，而事实上，纵观中国历代社会的农民受了多少的苦，逆来顺受地默默挨过了多少那样的大泥坑，但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好的回报，相反，他们在地主的盘剥下日益贫穷，由中农变成贫农最后一有个天灾人祸还面临着破产的可能。所以那样的苦，如果愿意逆来顺受的话，是吃不完的。人民必须要意识到自己的能动作用，而不是对强大的现实听之任之。还有一点原因就是这大泥坑也给当地的居民带来福利，“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还能够使村民光明正大地吃瘟猪肉”。当人们没有正面的力量可以支持他继续奋斗或活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把这种需要转嫁到嘲笑不如自己或不如意的人中以他们的不幸来安慰自己，使自己觉得自己生存是真的有意义，有必要的。同样的“虽然马没有死，一哄起来就说马死了，若不这样说就显得那个大泥坑太没有威严了。”吓唬对方，以显示自己的强大，好像自己说的话决不能是平平泛泛的话，一定要达到震动别人的效果，来为他平庸无聊的人生转移注意力和粉饰。因此那个大泥坑同时也是人性阴暗面的释放口，是被压抑的人性寻找刺激和迫害别人为乐的工具，因此人们才默许它的存在，并且为那么多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