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小说以钟声结尾，伴着愈来愈淡的钟声，一切是非纠葛似乎也渐行渐远。但一不留神，种种场景以及调侃讽刺便一一浮现，妙趣横生。
对于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人，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是孙柔嘉眼中的汪太太；高松年随口胡扯大学没有名教授的好处，朋友一夸，他也就对自己倾倒不已；得意忘形者如褚慎明，一不留神，夹鼻眼镜直摔在牛奶杯子里了；更有李梅亭之流，受点小恭维，恨不得身外化身，拍着自己肩膀说，“老李，真有你的！”所谓说大话哄人惯了，连自己也相信——这是极普通的心理现象。
另有作旧诗的敢说从不看新诗，新诗人从不敢说不看旧诗一说。旧诗人如董斜川，明知道众人都不懂诗，就是赞美也不会亲切中肯，但仍然傲然又漠然地等待着大家的恭维；面对不懂装懂的苏文纨，方鸿渐突然有一个可怕的念头：苏小姐是大笨蛋，还是撒谎精。一语中的。
而“围城”一说则是通过苏文纨和褚慎明的卖弄学识引出的。婚姻像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外的人想逃出来。典型人物如城府深又工于心计的孙柔嘉，一心想冲进婚姻的城堡中去，却不知，在步步为营，设下陷阱的同时，也束缚了自己，最终与丈夫不欢而散，受困于围城之中。纵观全书，“围城”又何止婚姻这一桩：地理空间上，受不了内地条件艰苦，处境困难，想回上海去；既回上海，又觉得动乱之下，还是内地安全；事业上，学政治的赵辛楣满以为教书，一、可以把握青年心里；二、可以训练自己的干部人才；而真当他身处学校的时候，又巴望着早点离开。归根结底，人是幻想性的动物，总想着远方会有一个更美丽的世界，于是，城内城外来回折腾，好不容易出了这个城、又陷进了另一个。爱耍小聪明如方鸿渐，前脚刚出上海的大围城，后脚就进了三闾大学的城门；等到摆脱掉三闾大学的种种，自己早已陷进了与孙柔嘉的婚姻之城。
回国船上，名义岳家，三闾大学，两番入而出、出而入的上海，种种是非窝,无不上演着经久不息的入城出城的好戏。借方鸿渐的话来说，一个大社会都是chool for candal(造谣学校），还不如官场来得爽气。然而，人们再怎么造谣，再怎么尔虞我诈，始终逃脱不了身陷围城的命运。也许这就是人性可笑可悲之处。
但在辛辣的疯刺之余，细微处却流淌着人性的小温暖。从互为同情者的方鸿渐和赵辛楣真心相待到方鸿渐到张买办家吃饭，意外地赢了想赢的钱，而那位张小姐“咱们没有举案齐眉的缘分，希望另有好运气的人来爱上您”，想到这里，鸿渐顿足失笑，把天空月亮当作张小姐，向她挥手作别。读至此，从方鸿渐身上竟品出了些许贾宝玉的味道，亦痴亦傻，但痴得可爱，傻得真切。小说中三闾大学的学生不好对付，对老师“眼光准确得可怕，赞美未必尽然，但毁骂简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而就是这样一群学生，在方鸿渐被排挤出三闾大学的时候，来与他话别。鸿渐明白：离开一个地方，就等于死一次。有人送别，仿佛死的人有孝子顺孙送终，死也安心闭眼。因此，他感激地喜欢。
而事实上，进出一次围城也等于死一次。死掉了原来的信念，可笑的幻想，还有年少的活力。“有几个死掉的自己，埋葬在记忆里，立碑志墓，可以偶一凭吊；有几个自己仿佛是路毙的，不去收拾，让它们烂掉化掉，给鸟兽吃掉。”
向爱尔兰人买假文凭，耍小聪明的方鸿渐，与鲍小姐谈医生，与唐小姐谈政治，伶牙利嘴的方鸿渐，一个一个曾经的自己在围城内外逐一死掉，上海梦，教书梦，婚姻梦，一个一个的梦在现实中逐渐枯萎，最后只剩下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自己，一个不再有梦，或是懒得做梦的自己。
而晚点的老钟却毫不知情，它依旧慢慢地，我行我素地敲，我行我素地落伍，敲得从容自在，也敲痛了人世的悲哀。
读《围城》，没有荡气回肠之感，但觉朦胧有味。它讥讽得让人发笑，却总能令人在回味中感受到微微的忧伤，淡淡的温暖，小小的闪光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