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在1998年纪念中国改革20周年的时候，吴敬琏曾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处的一段话来表达自己对所处时代的感受：“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春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可以说这个描述依然可以概括现在中国的改革形势，一方面经过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另一方面存在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社会诚信系统依然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不高、官员腐败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如《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作者吴敬琏所言：“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时值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吴老出版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书中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所思所言，分为“明辨是非，坚持改革”、“市场经济与政治改革”、“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铲除腐败基础，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学与中国改革”五大部分。书中旗帜鲜明地呼唤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同时与将关注焦点指向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对其进行了辨析，体现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和素质。事实上，吴老是回答了当前改革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即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向“好的市场经济”迈进，这就需要走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
一、影响改革转型期的长短
当前社会中的问题到底是由改革带来的还是由与改革不彻底引起的，这是一个关系到改革能否推进的“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重大课题面前，出现了三股力量的较量：第一种力量是支持改革的人们，他们力图建立的是一种符合大众利益的市场经济，以求得社会公正和实现共同富裕；第二种力量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既得利益者，认为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种种弊病是由于形式或方法不当造成的，应该进行完善，而不是“推倒重来”。作者详细分析了第三种力量，即希望保持双重体制下既得利益的人们，这部分人在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互相对峙又互相渗透”的状态下，利用体制的漏洞靠“寻租活动”发财致富。他们与前两种力量的鲜明立场不同，就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的状态，以便从中牟取暴利。在改革进程中，曾多次出现过回潮现象，吴老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改革的大方向上，而是与一些比较枝节性的问题、执行中的问题，甚至一些跟这个大方向相背离的做法有关”。从力量对比来看，主要原因是当改革的具体做法出现失误，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往往会不自觉地变成保守倾向的支持者，这样影响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和转型期的过渡时间。布坎南曾说“经济学家应当成为教育者”，那么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应站在人民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为人民造福，而不是图一己私利。
二、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的“硬骨头”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哪些内容？我们知道，实行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只是要求党风的改进、官员个人道德素养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建立符合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原则和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政治体制，这同时也是铲除腐败根源的重要措施，而不是所谓的“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反观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腐败，无一不是与市场发育不良和行政垄断资源配置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所谓好的法律也需要有机构或人来执行。掌握了行政审批权的机关不愿减少权力，反而想法设法维护甚至扩大其审批权。再加上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就进一步扭曲了治理机制，使“设租”和“寻租”现象继续加剧。政府职能上的“缺位”、“越位”和“错位”、不遵循关于程序公正的要求、用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政策规定”来取代法律谋取私利，实际上是对“法制”与“法治”的主动混淆，“法制”被当成一种任意摆布的工具，属于“人治”，而“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即法高于人的意志，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权力都要由法来界定，受法约束。
三、努力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改革初期，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忽视了市场的正常运行需要一系列制度的支撑。渐进式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往往会利用便利条件谋取私利，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环境，抵制权力资本的能力就会强得多。所谓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场经济。建立法治国家，并不是说“法”越多越好，而是要在有好的法律的同时有好的守法环境，有好的执法人员和监督机制。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首先要在干部群众中树立法治观念，其次要依据宪法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确保反映民意的同时充分征求专家的意见；第三要实现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防止某些政府工作人员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的情形。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中还对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探讨，认为应当警惕结构调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要转变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此外，书中还对官员腐败、发挥中介组织作用、股市问题及中国经济学研究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言而总之，该书不失为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的一份厚礼，值得所有关注、关心中国改革大业的人士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