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沪江小编和大家聊一聊大学英语,大学英语课文很多,单词量也增多了,课文难度也增加了。有很多同学说课文都读不懂,真让人发愁。下面沪江小编为大家整理了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Unit9课文翻译,一起来看看吧!

  “孩子,起来,做个有出息的人!”

  虽然母亲已经过世,但她的话依然清晰地在我脑海中回响,就如我在孩提时代听到的一样。

  她心里也许是为我好,但那时依我看来,她那毫不温柔的为母之道就如同用竹条鞭笞一般严厉。

  “天哪!”我叫道:“我已经是个有出息的人了。我有权晚点起床了。”

  “要是有什么我不能忍受的东西,那就是逃兵。”

  她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让我无法拒绝,于是我从床上爬了起来。

  我的父亲在婚后5年就过世了。

  他死后,我母亲没有钱。

  她要抚养三个孩子,还有一身的债务。

  当时母亲刚上大学,却不得不辍学去找工作。

  几个月后,我们失去了房子,母亲一无所有,只有支离破碎的生活残局等着她去收拾。

  我那奄奄一息的精神失常的祖母不得不被送往疯人院,而我们也只能寄居于她弟弟艾伦的家中。

  最终,母亲找到了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每周工资10美元。

  虽然母亲期望我能成为百万富翁,但她很清楚我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她从不欺骗自己。因此,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她就鼓励我向文字工作的方向发展。

  母亲的家庭与文字素有渊源。

  最显著的证据就是我母亲最年长的堂兄埃德温。

  他是《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因报道古巴导弹危机而声名大噪。

  她常用埃德温的例子来告诉我一个有雄心的人能走多远,即使他没什么天赋。

  “埃德温·詹姆士虽然打字速度比较快,但他并不比其他人聪明,你看,他现在多么功成名就,”我母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说。

  她早就认定我有文字天赋,从那时起,她就有了目标,她的整个生命便开始围绕着帮助我开发天赋而运转。

  虽然很穷,她还是为我们订了一套适合中高级水平读者阅读的读物。

  每个月都会有一本书邮寄过来,价值39美分。

  然而,我感兴趣的却是报纸。

  我贪婪地汲取每一条消息:骇人听闻的罪行、可怕的事故、在遥远地区发生的战争对人们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以及不得不背井离乡的难民的消息。

  警察贪污以及凶手死于电椅的报道令我着迷。

  1947年,我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向《巴尔的摩太阳报》应聘警事记者一职。他们为何选择了我是个谜。

  工资是一周30美元。

  我抱怨薪水太低,这对一个有学问的人来说是侮辱,但母亲却不认同。

  “如果你努力做好这份工作,”她说,“说不定能够做出些名堂来。”

  不久,我被委派去采访非洲各国驻美大使馆的外交官。

  工作七年后,《太阳报》派我去白宫采访。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能够从椭圆型办公室发回报道已经是达到职业的顶峰了。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我期待着从她的脸上看到喜悦。

  但要是我能够考虑到她为我设定的不断向前迈进、向上攀升的人生路线,我就不该有这种期待了。

  “好,拉斯,” 她说:“要是你努力做好这份白宫的工作,你有可能会有所成就。”

  母亲并没有对我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

  无论我做什么,我取得的成就在她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往往会让我心烦。她从不向我道贺,从不承认我做得很棒。

  即使在我成功的时候,她也是说一些否定的话。

  “即使你到达了巅峰,你还得留神。”她总是尖刻地指出,“成就越大,摔下来也越重。”

  在我刚刚成为记者的几年中,舅舅埃德温的成就常常萦绕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我常想,要是《纽约时报》雇用我,该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那样我就可以向母亲一劳永逸地证明我的价值了。

  后来,连孩提时代也没想过的是,《纽约时报》竟然自己来敲门了。

  可惜的是,当我去《纽约时报》工作时埃德温舅舅已经离开了那里。

  最后,我终于被委任了一个记者能够梦想得到的最具荣誉性的工作:《纽约时报》的一个固定专栏的评论员。

  这证明了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制定的、鼓励我从事笔墨生涯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

  1979年,我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获得了一个重大奖项──普利策奖。

  不幸的是,在这前一年,我母亲的神志和健康状况都完全崩溃了,她住进了疗养院,从此与世隔绝。

  她从来不知道我的普利策奖。

  我大概可以猜到她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不错,孩子。看来,要是你努力工作,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人。”

  “百说不如一练,”获奖的实业家约翰·TC·叶这样说道。

  在过去的40年中,虽然患有先天性耳聋,约翰却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的实力──作为年轻的移民、大学生、睿智的企业领导、残疾人的雇主和维护者、有爱心的丈夫以及三个孩子的父亲。

  约翰出生在台湾,1962年,他和家人一同移民到美国,以便于他和同样耳聋的姐姐能获得最好的教育。

  约翰毕业于肯德尔聋人学校,然后进入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加劳德特大学学习。在那里,他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

  想成为一名数学老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了许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雇主因为他耳聋而不愿雇用他。

  约翰回忆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餐厅里打扫卫生。

  “我监督自己工作,因此我的耳聋并不影响我的工作。” 他回忆道。

  他继续攻读,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但是在数百次的工作应聘后,他再次发现雇主们不愿意雇用他,显然因为他是个残疾人。

  20世纪70年代后期,约翰断定,作为一个聋人,只有自己解决问题,开创自己的生意,才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由于对聋人缺乏工作机会而感到灰心,他和他的兄弟们贷了一大笔款,在硅谷成立了一家软件公司:集成微机系统有限公司 (IMS)。

  他们的孤注一掷有了回报,赚了大钱,不仅为正常人也为聋人提供了工作。

  同时,因为其对社会杰出的服务、创新性的商业实践和卓越的技术,IMS和约翰也被授予了无数的奖项。

  1994年,在IMS成立16年后,约翰和他的兄弟们卖掉了公司,进入“半退休”状态。

  不到两年,约翰开始资助开发为聋人学生提供负担得起的、实时文本服务的技术。

  自从第一家公司开张以来,约翰很少有休息的时间。

  多年以来,在证明其商业技能的同时,约翰也在许多领域的非营业机构和教育机构的董事会任职,也证明了他作为维护聋人利益的领导者的能力。

  在最近一次采访中,约翰接受了有关雇用残疾人,包括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的提问。

  以下摘录了部分采访内容。

  问:如今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在就业 问题上面临哪些特别的困难?

  答:我不会将我所面临的一大堆障碍归结于文化差异。

  由于耳聋而产生的难题,主要与语言交流有关。

  至少要能够清晰无误地交流,才能一起有效地进行工作。

  问: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应该怎样做,才能增加他们从事有意义、有竞争力的工作的机会?

  答:不管你有多聪明、学历有多高,作为雇主,我最看重的是员工的态度和它与生产效率的关系。

  作为一个雇主,我见过许多很能干、很有技术的应聘者,但是工作态度却不好。

  雇主没有义务一定要雇用你,良好的态度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问:你们公司有没有主动地去寻找残疾人雇员?

  答:我不能将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化。

  雇用你了解、信任的人很正常,而对于我来说,那些人大多数恰好都是残疾人。

  当然,我不能单单因为他(她)是残疾人就保证雇用他(她)。

  他们必须有相关的技术、能力以及恰当的态度。

  我没有多余的钱来雇佣那些仅能填补空缺的人员;他(她)必须有价值。

  问:雇主雇用残疾人,包括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有什么益处?

  答:我的经验是,残疾人往往比较积极,更加在意他们的工作,也表现出他们想工作。

  而且他们在工作职位上呆的时间更长(即他们跳槽的频率比较低)。

  此外,对于许多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家庭和文化很重要。

  他们懂得工作的意义,知道一份好的工作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好的生活。

  我相信还有大量的残疾人未被雇用。

  我的公司已从这一劳动力资源中获益了。

  问:雇主在雇用残疾人时还应该了解什么?

  答:雇主需要更好地理解残疾人。

  有人认为领取社会福利金可以满足所有需求,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这种想法很反感。

  失业令人羞耻也十分乏味,而且人生也变得毫无意义。

  仅仅因为他(她)存在某些并不影响工作的缺陷就将其拒之门外,就好比招聘过程中的种族歧视一样不道德不合法。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这样才能为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而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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